1948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布公告，决定将傅作义与蒋介石等人一同列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。这一决定让本就担心自己在和平解放后无法得到中共宽恕的傅作义，陷入了更深的绝望。他无法承受被列为头等战犯的打击，精神上几乎崩溃，整日沉浸在消沉与困惑之中。就在他迷茫之际，马占山提出了一个建议：让邓宝珊出面，解决当前困境。那么，究竟由谁来请邓宝珊呢？
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他们决定找到冯钦哉来担当此任。冯钦哉作为华北剿总副司令之一，与邓宝珊有着深厚的交情，二人同为西北军出身，因此关系非常亲近。1949年初，冯钦哉接受任务，亲自前往绥远，将邓宝珊接到北平。最终，邓宝珊以傅作义的全权代表身份，顺利与解放军代表达成了和平协议。北平能够和平解放，冯钦哉功不可没。

鉴于冯钦哉在和平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，党内考虑将他安排到一个合适的职位。然而，冯钦哉却拒绝了这一提议，公开表示：“我要当主人，不当奴仆。”这番话令人震惊：一位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，竟在被中共接纳后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图。难道他对未来有着不同的打算？

冯钦哉出生于1890年，山西万泉县（今改名万荣县）。他从小性格倔强，脾气暴躁。记得有一次，他把庙里的佛像琉璃珠眼睛抠下，家人忍无可忍，只得将他赶出家门。从此，他独自一人流浪江湖，靠自己讨生活。

冯钦哉虽身世贫寒，但他酷爱读书。1906年，他进入运城宏道学堂，结识了王弼臣与李正卿。在两人的介绍下，他于1909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，随后还参加了太原起义。1913年，他投身军队，成为山西陆军暂编师直属骑兵团第二营的军需长。翌年，他主动脱离晋军，前往内蒙古参加讨袁行动，虽然未能成功，甚至被袁世凯通缉，但冯钦哉并未气馁，反而更加积极地联络志同道合之士，再次筹划起义。

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，冯钦哉不断历练，积累了不少军事经验，并最终得到了孙中山的关注。随着山西军队的变动，冯钦哉成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，逐步晋升为第十军第一师师长。1929年，蒋介石、冯钦哉、阎锡山之间爆发的战争，使冯钦哉的名声大噪。

特别是在洛阳一战中，冯钦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率兵偷袭唐生智的部队，成功击退敌军，令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，甚至亲自到驻马店慰问并给予两万大洋的奖励。冯钦哉凭借这次战功，迅速获得蒋介石的青睐。然而，他因性格直率、不拘小节，渐渐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。

冯钦哉坚决主张抗日，曾在大荔组织召开反对日本侵略的经济大会，并批评当时国民党内的内部斗争，认为应该集中精力抗击日本，而非消耗力量镇压国内的叛乱。1931年，他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四权大会时，直接批评蒋介石的政策，称打甘肃不过是浪费兵力，而东北已经沦陷，战事严峻。蒋介石对此不满，心生嫌隙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冯钦哉屡次与蒋介石产生矛盾，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蒋的命令，显示出他的坚定立场。

1936年，西安事变爆发，冯钦哉依旧支持蒋介石，坚决反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行动。他认为自己应该站在蒋介石一方，而在事变后，他自任“讨逆军总司令”，高呼“讨逆贼，救圣驾”的口号，参与营救蒋介石。

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冯钦哉的军队被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，他继续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。然而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冯钦哉参与了多次战斗，表现出色，尤其在娘子关战役中，指挥部队成功防御住了日军进攻。尽管在战争中屡次获胜，冯钦哉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恶化，蒋介石最终决定将他调离重要战区，并逐步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。

抗战胜利后，冯钦哉被调任到一些次要职务，始终未能恢复到以前的军事领导地位。他对蒋介石的处理颇感不满，但依然保持冷静，未曾反抗。最终，冯钦哉选择了安逸的生活，隐居西安，开始种花养鸡，过起了宁静的退休生活。

1956年，随着新中国的崛起，冯钦哉意识到祖国的发展离不开每个公民的贡献，便决定重新投入工作。他成为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，开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，帮助人民解决民生问题。1963年1月22日，冯钦哉在西安家中因病去世，享年七十四岁。